中国大陆一位官员在新加坡考察时询问新加坡有没有，一位新加坡官员说：“我们不敢说消除了，但已不再是制度性的，他不再是官员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被控制在社会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

    同新加坡相比，我们的不仅成为官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生活的现在和将来。大凡遇到涉及切身利益的事，国人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走后门。从生孩子进医院到入托、上学读书、找工作、开拓事业、打官司、找医生、进火葬场，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的生活方式不仅存在，而且畅行无阻。什么同乡、同学、同事、上司、部下、朋友、熟人、邻居、师生等，皆成为巧取利益的捷径。人人恨，个个搞，成了民族生存的文化和方式。

    人称：“是不道德的生活，不道德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的生活。”而在中国，不仅成为生活的现实，而且堂而皇之成为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贪污是世界公认的，尽管几年来，经过以防“亡党亡国”的严打，大案不断，可官场贪污还是前仆后继，新秀辈出，贪污的队伍不断壮大，金额之巨，令世人震惊。尽管西方社会也有，但被限制在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程度。而我们惩治也只能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走到今天的地步，当然与制度有关，但也离不开中国“走后门，拉关系”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天涯流浪汉说：已经成了“臭豆腐”，有人对它趋之若骛、也有人对它咬牙切齿，可这些都无法改变它的客观存在。法律对它无可奈何，舆论监督似乎也无济于事，理想中的社会总是离我们很远。它顽固地存在着、生长着，不管是纪检委，还是反贪局，都无法改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民情。

    先有的政治，而后才有的上层，然后才是社会的。一旦成为老百姓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它必然会反过来加剧政治和社会的动荡。社会自身一旦不能根除毒瘤，社会大换血必然成为根除的唯一选择。方兢著文说：“贿赂这种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国民族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深深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民族性格的几个消极方面：个人利己主义、不愿斗争、缺乏光明磊落的人格、缺乏是非观念和正义感、缺乏自尊和独立人格。”

    储安平说：“中国人不以理性而以情感驾御一切的另一个现象即为好讲私情……中国实在是一个人情国家，无论大事小事，若有人的关系，总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所以即便是一封八行或一张名片，在中国社会上无不有它的效用。在中国即无事不讲关系，能钻营的人总要比不能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