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即苏联体系崩塌的八年之后,在发动反恐战争的前夕,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部署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冷战时期的大对抗。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在德国驻有60053人,日本41257人,韩国35663人,意大利11677人,英国11379人,西班牙3575人,土耳其2864人,比利时1679人,葡萄牙1066人,荷兰703人,希腊498人。(, sttisticl bstrct of the united sttes: 2000, tbleu 580)美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这种部署方式,确实给我们一种 “帝国”的感觉(如果帝国存在的话)。正如布热津斯基明确阐述的那样,美国对旧大陆的实际控制关键在于两个基本属地,即欧洲和远东这两个保护国,例如,日本和德国养活了85的海外美国军事人员。否则美国就不存在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上述屯驻地区附近,包括匈牙利、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马其顿等在内的东南欧地区,1998年的美军派驻人数仅为13774人,在中东强国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巴林仅驻有9956人,但承担多种功能,背靠俄罗斯面向中东的土耳其基地,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2820人。但帝国的士兵们主要仍驻守在前共产主义圈的周边地带,实际上包围着俄罗斯和中国。在阿富汗部署12000人以及在乌兹别克斯坦部署1500人,与其说是改变还不如说是补充了这一基本地理布局。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美国需要外汇以购买世界各国的产品,同时,由于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越来越差,在全球层次上对于美元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少,这将导致美元的贬值。这种现象曾经在不久前出现过,特别是贸易逆差开始出现的70年代。与法国某些古典戴高乐主义者的看法恰恰相反的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并没有保证美国具有独立于其出口能力之外的购买力。 无论如何,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尽管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到的贸易逆差、低利率,与欧洲和日本比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美元仍然表现出了长久的强势。因为全世界的货币都涌向美国。世界各地的企业、银行、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开始购买美元,这样就保证了将美元的外汇平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这些美元并没有用于购买美国消费品,而是用于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或是获取有价证券——包括国库券、私人债券和股票。 正是金融资本的这一活动年复一年地保证了美国财政收支的平衡,简言之,资本的涌入使得美国可以购买来自整个世界的商品。考虑到以下情况:从外部购买的商品大多数是用于消费,以满足美国人的不断更新的短期需求,而在美国投资的金融资本大部分属于中长期投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机制中存在着某种矛盾,甚至是结构性的不稳定。 在美国财政部长反复阐述之后,英国《经济学家报》不无忧虑地为他的主张取了一个好听的没有任何意义《回声》杂志访谈,2002年4月11日。。前美国驻巴黎大使菲利克斯·罗涵回忆说,美国每天需要有10亿美元的进账用以填补贸易赤字,这更好地表达了美国领导人对于安然公司的丑闻对外国投资的影响所表现的恐惧和担心(《the betryl of the cpitlis》, new york review of s, 2002年1月31日。最近被转载刊于《世界报》。)。 年复一年,美国经济分析办公室满怀焦虑地跟踪着外来资本填补进口资金缺口的情况。只要存在各国货币,就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奥内伊主义确实是使人宽心的——不管奥内伊究竟说了什么,他毕竟发挥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奥内伊主义只有在完全的和完整的帝国货币世界中才有意义;“条件是美元实行强制汇率,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债务清算能力”,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具备绝对的军事和国家强制力。简而言之,美国必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以合法的强制力实行韦伯式的垄断。然而,一直以来都没有抓到奥马尔和本·拉登的美国军队看来似乎没有能力履行这一使命。那么传统的法则将发挥作用:如果美国消费过量,同时涌入美国的资金流停止的话,美元就会崩溃。但是,也有可能我对于“帝国”和“权力”等概念的理解过于守旧了,过于看重强制力中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现在的这种资金流可能成为新型经济的一种内在需要和稳定因素。这也是需要考察的一种假设。  
美国已经不安全了
怕麻烦的经济学家做出的占统治地位的诠释(或者是由于他们属于美国名牌大学,或者是因为他们效力于那些靠资金流动为生的机构)宣称,美国之所以吸引投资,是因为美国经济比较有活力,可以更好地应付风险,并且严格地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这种说法也有道理。美国在“体力”、科技和工业领域低下的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其金融收益程度不高。在物质丰富的特定时期内,一国经济中同时出现较高的企业收益率和无用部门的过度发展——这种设想并不会产生原则性问题。金融活动可以自给自足,可以从并不触及真正的生产范围的活动中获取利润。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金融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已超过工业所占的份额。我们甚至可以继续推论:“技术和工业潜力不足的行业却具有高收益率,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美国的低下生产力。”从这一观点出发,安然公司从事的经纪行为就是一个典型,因为它不从事直接生产,从中间活动中获取利润,而经济理论向我们保证,这种活动可以最好地协调生产和消费。在虚拟世界出现之前我们还敢说,只有吃布丁的时候才能证明它的存在。很明显,从安然公司一案中可以看出,今后已经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可吃了。然而,正是安然现象的存在,几年的时间使美国实打实的经济走向了低生产力,从而走向越来越庞大的赤字。 想不到的是,资金涌向美国是投资者们出于收益率的考虑,这也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圣经”。将资金投向美国可以保证较高的利润率,当然同时也意味着较高的风险水平,于是对于富人们来说,美国便成为梦想的国度。这样一种动机——对于利润的追求以及冒险的爱好——导致外国在美国购买股票和直接投资成为一种结构性的主流。情况并非如此。并不是所有流向美国的资金都愿意投入所谓网络“新经济”和“信息高速公路”(代表的是一种对于新的全球疆界的充满活力和冒险精神的看法),我们将会看到,对于安全的追求将会优先于对于利润的追求。 实际上,对于那些对美国财政收支平衡感兴趣的人来说,最吃惊的是,在美国赤字的融资过程中,购买国库券、私人债券、股票的外来资金和直接投资所占有的相对位置是变化不定的(bureu of enoic nlysis,)。这些剧烈的变动不能以利率的变化加以解释,因为二者变动的速度和幅度都不相同。购买国库券和私人债券的人自然逃不出追求利润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更好地保证资金安全(上述证券实行固定利率),因为这种固定利率是可靠的经济、政治、银行和货币体系所保证的。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出于安全目的的购买行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极为重要的日常资金来源。 在分析中,让我们把各种银行和非银行的债务所占据的巨大的、不稳定的和神秘的位置放在一边,集中研究金融资本流动中经典的和令人宽心的方面。让我们再次集中研究90年代,正是在这决定性的十年中,世界消化了共产主义的崩塌,同时金融全球化达到极致。涌入美国的金融资本的增速是惊人的:1990年880亿美元,2000年8650亿美元。这些数字中当然不含资本的反方向运动,即资本的流出,但后者仅为流入资本的三分之一。2000年,资本顺差达4850亿美元,弥补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然而,在涌入美国的金融资本数量的增加之外,10年间另一个惊人的现象,首先是涌入美国的资本类型的变化:1990年,由于外国在美建立尤其是购买企业,外来直接投资占首位(占55)。1991年,股票和债券的购买占首位(45)。在1991年、1992年、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国库券的购买变得十分重要,主要是用于填补美国的预算赤字。从1997年到2000年间,股票和私人债券的购买数量大幅度增长,从总共28增长到58。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因为既高效又善于投机的自由资金大增。如果将2000至2001年间的“私人有价证券”分解为利润变化的股票和利率固定的债券,我们将会发现,购买股票——以最低的风险追求最大的收益的英雄式的投资模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在2000年的顶峰时期,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股票达到1927亿美元;然而,同一时期,购买的债券达到2929亿美元。如果我们用它们在美国从世界上新获取的资金中所占的比例来评价这些交易额,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数字:股票占19,债券占30。2001年是经济衰退和充满恐怖主义恐慌的一年,股票在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为15,然而债券以其43的比例帮助维持了证券买卖的繁荣。 这一研究结果并非无聊的文字游戏,正相反,它极为重要。正如凯恩斯早已清楚地阐明的那样,想要投资的人本身就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焦虑之中:一方面担心自己投资的钱损失了,另一方面又担心不能赚到最多的钱。他同时追求着安全性和收益性。与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张完全相反,真实的金融史表明,绝大多数人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投资地点,是为了保证资金的安全。就是这一点使得我们远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