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木狡黠地转转眼珠子，两步蹭到郑哥跟前，笑得格外谄媚：“再说，我要是馋了不是还有郑哥你呢吗？”

    “臭小子，早晚我得抽你一顿！”

    丁子木对这句毫无威慑力的威胁置若罔闻，他伸个懒腰说：“什么时候开饭？我饿了。”

    “现在就可以。”

    丁子木高高兴兴地摆好桌椅碗筷，从厨房里端出来饭菜跟郑哥两个人坐下来边吃边聊。吃完饭后丁子木刷碗，郑哥忽然说：“木木，我过几天要去趟华东。”

    “又出差？”丁子木停下手里的活儿，有些不高兴，“你不是刚回来吗？”

    “没办法啊，给人打工的就是苦命嘛。”郑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无可奈何。

    “去多少天？”

    “大概两周吧。”郑哥轻轻笑一声，对丁子木说，“你要照顾好自己。”

    丁子木没吭声，用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满。郑哥苦笑一声，好像自言自语一般嘟囔一句：“其实我也不放心你啊。”

    丁子木似乎是没有听到这句话，他阴沉的脸明白无误地彰显着不满，这种不满的情绪持续到郑哥告辞离开也没有消减。直到郑哥临出门前承诺说回来给他做干烧黄鱼，丁子木的脸上才露出了一点儿笑意。

    “你啊，”郑哥恨恨地说，“那么爱吃，自己学着做饭不好吗？”

    “不好！”丁子木飞快地说，“做饭太麻烦了，我可懒得学，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学那个干嘛。”

    “以后不娶媳妇？”郑哥说，“会做饭是追女孩子的利器懂不懂。”

    丁子木把脑袋摇得跟电扇的扇叶似的，异常坚决。

    郑哥无奈地走了。

    关上院门，丁子木坐在床上百无聊赖地转着台看电视，刚转到体育频道的“天下足球”,就觉得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就好像有人用电钻在他的天灵盖上钻了个孔，高速旋转的钻头正把他的脑浆打得四处飞溅。

    他丢下遥控器，抱着脑袋攒成一团窝在床上。从小他就有偏头疼，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他闭着眼睛就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摸出一片止痛片丢进嘴里。在耳边剧烈的轰鸣声中，他咬牙熬着，等待这一波疼痛过去。

    渐渐的，他陷入了一片黑暗。

    ☆、第三章

    杨一鸣一大早就出了门，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到达了福利院。他算计得很好，先去福利院食堂吃早饭，昨天的那种小面包至少要吃掉五个，如果有牛奶就来一杯牛奶，如果没有就去门口便利店买一盒橙汁。

    脑子里塞满了小蛋糕的杨一鸣在食堂窗口前看到餐牌上写着“今日早餐：豆浆、绿豆粥、油条、烧饼、鸡蛋”时，那种崩溃的心情真是令见者动容。

    “师傅，”杨一鸣腆着脸把脑袋塞进小小的窗口里问，“今天没有面包吗？”

    “面包？”大师傅楞了一下，“我们一般不做面包，不过有时候会烤点儿蛋糕。”

    “昨天不是还有面包吗？”杨一鸣不甘心地追问。

    “昨天的早饭是疙瘩汤和鸡蛋饼。”

    “哎？”杨一鸣举着餐盘傻呵呵地瞅着满脸油光闪烁的大师傅。

    “你吃不吃？”大师傅举着大汤勺冲杨一鸣晃晃，有点儿疑心这小子是来砸场子的。

    “吃。”杨一鸣无可奈何地端着油条做到餐桌前随便吃了两口，福利院的伙食真不怎么样，简直跟教研中心的食堂有一拼，所以杨一鸣很不情愿地在暑假期间体会到一种正在教研中心上班的感觉。随便吃了两口后，瞅着时间还早，杨一鸣就顺着走廊慢慢溜达，看着两侧墙上挂着的画。

    杨一鸣最喜欢看画，倒不是他有多高的艺术修养，而是单纯从专业角度来看，绘画，尤其是涂鸦特别能反应一个人的真实内心，所以心理咨询师经常会让病人信手涂画，以此来分析他的心理。

    一路溜达着，一路看着，杨一鸣忽然在一幅画前站住了脚。画上一个简笔画的孩子站在画面中间，脚下有两道影子，七扭八歪地交错着延展开来，一直延续到画纸的底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线条凌乱地交错着，看起来是有人画了一个又一个的简笔画，然后层层叠叠地把它们重叠在一起。最奇特的是画面的背景，全是蓝色、白色、黄色、黑色的不规则色块，这些色块交错重叠着，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画画的人用极大地耐心和时间，把整幅画的背景全都涂满了，满满一张b4纸，一点儿空白都没有留下。

    这还不是这幅画最特别的地方，最特别的是整张画的笔触，画是用油画棒画的，看得出来作画者画画时用了很大的力气，厚厚的素描纸似乎都要被划穿了。

    就这么一张线条凌乱、色彩浓重的画，稍稍离远了看竟然显现出一种奇特的美感，色彩与线条冲击着观众的视线，有一种直击心底的震撼。

    杨一鸣退后两步看看，又往左挪了两步看看，再往右挪两步看看，最后凑上前去仔细地在一层层的颜色后面找作者的签名。终于，在纸的右下角，透过凌乱的黄色和黑色线条，他看到一个被压住的名字：徐霖。

    杨一鸣有点儿诧异，他以为作者是不会署上姓名的，这个“徐霖”显然超出了他的预设范围。杨一鸣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又找出了一个时间，这幅画画于八年前。杨一鸣遗憾地咂咂嘴，他倒是挺有兴趣见见这个“徐霖”的。

    杨一鸣掏出手机来给这幅画拍了张照片，继续沿着走廊继续溜达，走了半条走廊后他忽然站住了脚。

    夏天的阳光透过走廊一侧的窗户泼洒进来，杨一鸣觉得这阳光刺得他眼睛疼，他眯着眼睛想了想，转过身子大踏步地走回去又站在了那幅画前。他凑近那幅画，一寸一寸地找着，在一堆凌乱的线条和浓重的色块间寻找蛛丝马迹，终于在距离“徐霖”这个签名不远处的一块黄色色块后面看到了浅浅的笔画，那是用铅笔写的，八岁。

    八岁？杨一鸣轻轻地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