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人们，特别是妇女学会读写之后，就会考虑控制生育率。今天的世界除了 期待2030年实现全面扫盲之外，还在完成一场人口的变革。1981年的世界平均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个子女。这一数字使得地球上的人口迅速膨胀，几乎让人以为贫困真的将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下去。到了2001年，这一指数下降到了每名妇女生育个子女，已经接近于的人口平衡标准（在这一比率下，人类将实现1∶1的简单繁殖，即总人口的零增长）。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将在可预计的将来，大约在2050年，实现人口的稳定，世界进入平衡状态。 人口转型并未彻底完成。比如，玻利维亚妇女平均仍生育个子女，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国家和大部分非洲国家仍保持较高的生育率。但即便是在非洲，除了个别边缘国家如尼日尔或索马里外，已经出现人口下降的趋势，而在大部分穆斯林国家中，这一趋势已很明显。 对生育率数据的分析表明穆斯林世界在人口领域并非一个完整的整体。生育率数据变动非常 大：从阿塞拜疆妇女的平均2名子女到尼日尔的名。伊斯兰世界就像是转型中的第三世界的一个完整缩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共和国受益于苏联政权时期出色的扫盲工作，在生育率方面处于前列：阿塞拜疆妇女平均2名子女，乌兹别克为。土耳其相当领先，为，远超阿尔及利亚的和摩洛哥的。从总体上讲，曾是法国殖民地的马格里布国家要比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未经欧洲直接染指的中东进步得快。 所有将受控制的出生率视做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人都必须承认，法国对北非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则更大。法国的行为是扩散性的，这是当时移民来来往往，当地居民不断接触法国习俗等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约瑟夫·顾贝日曾对此进行过阐述（deogrphic trnsition ong the ghreb peoples of north fric nd the eigrnt unity brod, 收入peter dlow, europe nd the diterrnen一书中，1994年伦敦出版）。俄罗斯的行为则更直接、更具决定性：苏联在它境内全面实现了扫盲，从来没有哪个殖民强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殖民主义的共产主义变种做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事。一些从来没有变成过殖民地的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2001年生育率为）、伊朗（2001年生育率为），几乎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型。离阿拉伯世界更远、接受伊斯兰教更晚的一些地方，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华人少数民族。，也已接近完成其人口转型，它们的数据分别是和。没有经历过殖民，或很晚才成为殖民地、殖民程度不深的阿拉伯国家则要落后一些，但它们进步得也很快。2001年，叙利亚妇女平均生育个子女，埃及则为，几乎达到了摩洛哥的水平。部分穆斯林国家刚刚开始人口控制的宣传工作，这些国家妇女生育率都在5以上：伊拉克是，巴基斯坦是，沙特阿拉伯是，尼日利亚是尼日利亚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基督徒少数派。。巴勒斯坦到达的生育率是基于它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情况：领土被占，需要提高出生率以便有更多的人力投入战斗，同样，以色列犹太人的出生率也很高，在教育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中是一个异数。通过对详细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以色列居民中有一道文化沟痕：那些“世俗”犹太人的平均生育率为，而“正统的”或“超正统的”宗教家庭中则为5，是后者造成了以色列整体生育率的上升(yosef urb,《isrel et pleste: bien d'hos de?》, popultion et ciétés, 第362期，2000年11月)。超正统的宗教家庭平均生育率为7。剩下来的穆斯林国家人口转型还未真正启动，生育率达到或超过6：阿富汗和毛里塔尼亚为6，马里为7，索马里为，尼日尔为。但是，这些国家识字率的上升保证了这些国家迟早也要加入到人类共同的命运中来，实行人口控制。  
过渡阶段的危机
总的说来，大规模扫盲和控制人口的成功所描绘出的是一个与媒体所告诉我们的完全不同的、令人鼓舞的世界。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正逐步摆脱贫困。牢记这一点，我们不仅会更乐观，还会为能够见证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而欣喜。然而，大众传媒不应当为我们扭曲的历史观负责。人类进步不是像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呈直线上升，各方面都轻松愉快。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与传统生活的分离，改变不识字、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时期的固定生活模式，这些改变在刚开始时给人们造成的迷茫和痛苦一点儿不比带来的希望和财富少。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起飞，常常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伴随着转型的痛苦。困惑的人们产生暴力性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精神领域的现代化通常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暴力发作。 这一现象首次出现是在欧洲，而非第三世界。大部分欧洲国家今天是如此的平和，可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领域，它们都经历过一个狂暴、血腥的阶段，尽管理念各不相同：法国大革命喊的是自由和平等；俄国革命是平等和专制；德国纳粹是专制和不平等。别忘了英国，尽管它是如此地理性，但却是欧亚大陆上第一个掀起革命的国家：1649年砍掉了国王的头颅，由此进入了现代政治的新时代。古老的英国革命很好地说明了现代化悖论。没有人否认英国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起飞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这个国家很早就实现了全民扫盲。但英国起飞最初的、明显的效应是它所造成的观念、政治和宗教危机，结果导致了一场今天的欧洲人很难理解的内战。 虽然我们谴责法国革命、俄国共产主义或德国纳粹的暴力，但我们认为自己理解其间各种冲突的基本含义。这些事件所传达的观念，无论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给人的感觉都是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世俗化的。可是，有多少欧洲人今天还能够在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和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秘密基督教派的玄学斗争中选择一派加以支持呢？当时的人们是以上帝的名义在自相残杀。我想今天的英国人自己都会认为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统治是通往1688年自由主义“光荣革命”的必由之路。皮埃尔·马农把诗人兼革命者米尔顿1644年那篇关于“无须批准也没有审查的印刷自由”的杂文收入他那本关于自由主义的文集并放在首位是很有道理的(pierre nent, les libérux, 2001年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宗教狂热和对自由的捍卫并存。这位作家兼斗士在这之后的五年后写了另一篇文章为处死查理一世而辩护。 与之相比，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最近几年来以安拉名义进行的圣战的性质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它与自由根本扯不上的话，圣战从本质上说并不意味着一种退步，而是一种转型期的危机。暴力、宗教狂热都是暂时的。伊朗的例子很有代表性。1979年，宗教革命赶走了国王。之后是20年的意识形态狂热和血腥斗争。但是，正是识字率的提高在第一阶段推动了伊朗百姓的行动，在第二阶段使得整个国家实现了精神上的现代化。霍梅尼夺取政权后不久，伊朗的生育率开始下降。用伊斯兰什叶派语言表述的教义对于基督教传统的欧洲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与克伦威尔时代新教各秘密派别之间的冲突相比，这些教义不见得更缺乏“意义”。什叶派教义指责世界的不公，这就意味着革命的可能，正如正统的新教玄学认为人和社会都是腐败堕落的。路德和加尔文，这些16世纪的宗教长老，为这个社会的再生和净化做出了贡献：那就是美国的诞生。同现代伊朗一样，美国也是宗教狂热的产物。伊朗革命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结果：民主得以稳定实行，实行多党选举（尽管还不够自由），有改革派和保守派，有左派和右派，尽管美国政府对此装做视而不见。扫盲—革命—低生育率，这种连锁反应虽然不具备世界性，却是相当经典的。除了安的列斯群岛外，男性识字率的提高速度都比女性快。因此，作为男人的产物，“政治动荡”一般来说总比“节制生育”来得早，因为后者主要取决于女人。在法国，节制生育的观念是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才普及的；在俄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并覆盖了整个斯大林时期关于这种互动效应的综合分析请参考拙著《世界的童年：家庭结构与发展》（索耶出版社1984年出版。）。